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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回授与文化认同分论坛：
时间：11月6日14:00-15:30
主持人：欧阳平方，中国音乐学院博士，文化和旅游部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武汉大学在站博士后
评议人：乔建中，永利集团特聘专家、教授
发言人及其题目：
1、《文化回授：民族音乐学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发言人：高贺杰，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现任职永利集团
2、《传统的发明与文化的转型：当代土家族乐人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反思》
发言人：向婷，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现任职吉首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3、《岷江上游地区阿尔麦人的社会结群方式——以黑水县木都村的座山会仪式音乐为例》
发言人：丁博，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4、《生殖崇拜对太昊陵庙会音乐文化的建构》
发言人：董胜强，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现任职黄河科技学院
时间：
11月6日14:00-14:15
题目：
《文化回授：民族音乐学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发言人：
高贺杰，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现任职永利集团
“音乐文化回授”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其源于局外人“他者的凝视”，并结合历史语境及民族身份/认同等多重因素的作用，最终被文化当事人所认可、接受；同时，其又与文化的传播、“在地化”等产生微妙而广泛的联系。高贺杰博士从国内、外民族音乐田野实践的几个具体案例出发，讨论了音乐的“文化回授”现象，并对路径、方式及与文化回授相关的理论进行梳理。
高贺杰博士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讲述：（1）田野录音“诱导”对文化当事人的影响；（2）kecak dance——他者“凝视”下的“回授”与再造；（3）从其他案例中看“文化回授”在田野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高贺杰博士此前在巴厘岛进行田野考察过程中发现，巴厘岛的kecak乐舞在被“局外人”进行编创后才脱颖而出，是一个成功的“文化回授”现象。
发言最后高贺杰博士对文化回授相关的概念进行补充。在“回授”的话题方面，不仅是音乐学，一直以来以“中亚丝绸之路”的艺术史研究中都有很多关于“文化回授”的案例。高贺杰博士表示，对于“文化回授”的思考还在不断的完善、丰富和思考中。
时间：
11月6日14：15-14：30
题目：
《传统的发明与文化的转型：当代土家族乐人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反思》
发言人：
向婷，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现任职吉首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当下土家族传统文化艺术正处于有史以来最为活跃的阶段，新发明与建构的各类型艺术品种，远远超过本土乐人接受、实践、推广的速度，催生了乐人对于自我文化身份的焦虑与敏感。向婷博士以当代土家族地区乐人文化身份的嬗变过程为研究对象，阐明在“民族边界弱化”的大文化背景下，民间艺人与非遗传承人因身份的差异性，而导致当代土家族传统音乐文化两种完全不同的传承及认知体系。
向婷博士首先对学术背景与现状进行概述，其次对传统的发明、文化的转型两个关键词展开解释。基于上述学术背景与现状，其关注点是在当代土家族传统音乐的基础之上，集中于湘鄂西交界地区，本土乐人“水土不服”，从而导致本土乐人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焦虑与怀疑这一现象。基于此问题，向婷博士从当代土家族乐人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危机”、以民间曲艺三棒鼓为例观察当代土家族乐人文化身份评价机制的构建、关注乐人心理问题研究及推进土家族区域音乐文化建设三个方面进行阐述。最后向婷博士提出，只有不断强化“族性”文化身份认同，加强地区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才能保持土家族传统音乐文化良性循环发展。
时间：
11月6日14：30-14：45
题目：
《岷江上游地区阿尔麦人的社会结群方式——以黑水县木都村的座山会仪式音乐为例》
发言人：
丁博，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丁博博士以岷江上游地区自称阿尔麦人的藏族村寨中的座山会仪式音乐为个案，并结合相关认同与区分的理念，通过对其仪式音乐中的语言行为、肢体行为与歌唱行为等表演语境与物化的象征符号的分析，从而总结出其“显性的认同”与“隐性的区分”的社会结群方式。
通过丁博博士对座山会仪式的深描，可以看出阿尔麦人在座山会仪式音乐展演中通过语言行为、肢体行为与歌唱行为等表演行为方式与物化的象征符号，彰显了其“显性的认同”与“隐性的区分”的社会结群方式，并由此加强了其人群的社会认同与区分。
祭山神活动通过以同样的景象重复刻画一些社会记忆，以强化其群体的认同与区分。虽然是虚拟建构的场景，但是这种由人们切实的身体行为、物化的象征符号以及在场的音声景观所建构的场景是真实的。研究者作为“他者”，也是通过观察仪式中的行为方式构成的社会表相，得以让我们通过对表演语境的全面分析，从而出击基于当地人类生态情景所产生的“显性的认同”与“隐性的区分”此结群方式的社会本相。
时间：
11月6日14：45-15：00
题目：
《生殖崇拜对太昊陵庙会音乐文化的建构》
发言人：
董胜强，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现任职黄河科技学院
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多处彰显了两性对峙、两性融合、两性置换等现象，而且这些表象背后又隐匿着诸多的地方性思维，是“局内人”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神 灵崇拜等观念的集中体现。同时在两性的对峙、融合、置换的过程中，性别身份的选择又体现了仪式音声对社会性别的解构与重构。董胜强博士在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视阈下，重新解释庙会音乐文化景观，从而揭示庙会文化对“局内人”性别的构建。
董胜强博士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庙会参与者的性别选择，董胜强博士在田野考察过程中发现，仪式中歌唱“通神”、鼓乐“酬神”与歌舞“娱神”的参与者以女性居多。二是庙会仪式场域中的性征隐喻。三是庙会文化对局内人性别的构建，董胜强博士认为自然性别强化的根源在于“局内人”对“生产”的追求，同时仪式也体现了社会性别的维持与抗争，庙会仪式音声活动为女性构建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对男性的权威发起挑战。
评议环节
乔建中教授表示，四篇论文都是非常成熟的论文。选题也非常有特点，相对于之前要宽泛得多，眼光也很长远，每例个案都很有深度。每一篇论文都有很扎实的田野基础，可以看出每个人都做了充足的田野工作，并且大家有很强的问题意识。
针对高贺杰博士《文化回授：民族音乐学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文，乔建中教授指出：“高贺杰博士提到的“文化回授”在日常生活中、考察中非常常见。特别是近二十年以来，例如内蒙古的漫瀚剧，是由内蒙古西部的漫瀚调受到信天游、酸曲等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形成的，但是我认为这个结果不是太好，不过漫瀚剧与巴厘岛的kecak乐舞不太一样，巴厘岛的kecak乐舞的成功或许有另外的因素。”乔建中教授认为，如果文化的发展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便会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是文化通过“回授”，接受外来因素，变成非常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另一种是文化经过人为的改造，常常会不那么“自然”。中国文化是一个渐进的体系，新元素产生以后不断与传统基础叠加，从而变成经典，这一点与西方是不太一样的。
针对向婷博士《传统的发明与文化的转型：当代土家族乐人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反思》一文，乔建中教授现对文章内容进行简要概括，并认为向婷博士的论文非常具有当下的针对性。随即，乔建中教授对关于“传承人”与“民间艺人”的称谓问题展开讨论。“在近几十年来，土家族受到汉族音乐文化的影响，接受了很多新的东西。但是对于“传承人”和“民间艺人”的称谓，是学者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感受到的现象赋予的称谓，还是说非遗的推行带来的问题？我认为，民间艺人也是传人，任何传承传统文化的人都是传人，对于是不是一定要强化传承人的身份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对于解决你论文中提到的问题，需要政府层面、学者层面、传人层面、社会层面一同努力，进行解决这种普遍性、具有针对性的问题。
针对丁博博士《岷江上游地区阿尔麦人的社会结群方式——以黑水县木都村的座山会仪式音乐为例》一文，乔建中教授现对发言内容进行简要概括，并对论文选题表示肯定：“丁博座山会仪式我觉得很震撼，反映了部落文化，也涉及到很多文化交叉，也让我们看到在当今的少数民族中还存在如此彪悍的民族，还有这样与自然融为一体、直戳人心的仪式，我觉得这样的现象挖掘起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针对董胜强博士《生殖崇拜对太昊陵庙会音乐文化的建构》的发言，乔建中教授提出自己的意见：“关于太昊陵庙会中性的象征，我觉得可以将局内人的原话放进论文中，就像对唢呐的描述一样，这样更令人信服一些。”
自由交流环节
向婷博士问：“乔老师您好，土家族有很多东西是从汉族“借”来的，比如说打溜子后来根据汉族的情况被叫做“曲牌”，如果把汉族对于曲牌的概念用到土家族中，或是其他戏曲身上，那他们的解释是否具有同一性？”
乔建中教授答：“曲牌现象在中国由来已久，从唐代正式开始，到明清时期成为汉族人非常成熟的思维和形态。主要要看打溜子这样一种形式的名称是怎么来的，如果沿用汉族原来的曲牌，我们在考察对比之下，寻找在打溜子中是否有同名、同类型的东西，如果没有可能就是本民族的东西，或是现代人自己命名的，还要做形态的对比，再通过名称的严格考察，两方面结合进行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