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史圆桌会议
主持人：曾金寿
时间：11月7日14：00-16：00
2021年11月7日下午14时，第四届长安·音乐与舞蹈学博士论坛圆桌会议按时成功举办。此次会议根据专业不同分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作曲理论、音乐美学与音乐教育学以及民族音乐学等五个会议室分别进行。来自全国各大音乐院校的90余位博士和与会专家、学者在博士论坛闭幕之际再次聚会“云端”进行思想碰撞和学术交流。
中国音乐史会场由yl23411永利官网曾金寿教授主持，除了评议人赵玉卿教授、冯长春教授，主题发言人闫赵玉博士、张建华博士、马国伟博士、党岱博士、史凯敏博士、袁耀龙博士、樊右伟博士和王欢博士等，另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岩研究员和哈尔滨音乐学院王岩教授也参与了本场讨论。会议伊始，曾金寿教授和赵玉卿教授先后对上午的主题发言和评议作了简要回顾并一致表示每位博士的选题以及对材料的使用做得都很扎实，但囿于时间所限，很多问题未能深度展开，故希望通过此次会议予以解决并将一些重要话题进一步延伸，以获得更加清晰的学理认识。随后，曾教授以问题为导向分别对每位发言人的主要内容予以追问。
就闫赵玉博士的发言，曾教授与赵教授都表示，方响是件古老的乐器，我们在一些史籍文献和敦煌壁画中均能看到相关记载，而且在专题研究方面业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如有人以《通典》为据指出，方响的制作目的及意义是“以代钟磬”（详见洛秦：《方响考——兼方响所体现的唐俗乐音响审美特征》，《中国音乐》，1989年第2期，第5页），而“钟磬”一般在雅乐演奏中使用，既然如此，为什么宋代雅乐演奏中却不用这件乐器，反而与宋词演唱结合在一起？针对该问题，闫赵玉博士认为，雅乐在宋代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宫廷礼仪音乐，与燕乐、鼓吹乐等相对；二是作为音乐风格，即高雅的音乐，与俗乐相对。从宫廷礼仪用乐的角度讲，雅乐作为祭祀天地、宗庙的礼仪音乐，其标志性乐器为琴、瑟、钟、磬、柷、敔等。方响产生年代较晚，属于新兴的俗乐器，自唐代就多用于清商乐与燕乐中，在宋代则广泛用于清乐、细乐、小乐器合奏中。陈旸在《乐书》中就将方响归属于胡部与俗部，未列于雅部间。由此而言，方响的“以代钟磬”并未发生在雅乐层面，而更多是在俗乐中。如在宋人的日常生活中，方响因其美妙动听的音色，在世俗娱乐（比如宋词演唱）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就张建华博士的发言，曾教授指出，张博士在讲唱论时谈到了乐府，可否补充说明乐府与同时期的民歌、说唱艺术之间有何关系？张博士从概念界定到例证阐释两个层面作了回应。他认为，乐府不仅仅指乐府体的诗歌，它还有其他四层含义：一是制造和管理乐器的府库；二是专门管理音乐事务的机构；三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歌曲，兼赅音乐和歌辞；四是指词、曲、戏曲等可以入乐歌唱之文体的代称（该部分内容可参见张建华《音乐文学的含义及其范围》，《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21年第三期，第118-120页相关论述）。至于乐府与民歌、说唱有何关系，张博士表示，他对此并没有专门研究，只能试着谈一谈个人的看法。他认为，从历史上来看，先有乐府，再有乐府诗。而乐府诗是乐府机构从民间搜集编创的歌曲，它包括了曲调与歌词，在民间是以一种口头传授的方式存在，这些素材有些会被选取作为宫廷乐府歌诗进行编创。说唱艺术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成相篇》，发展至汉代，有人认为长篇叙事诗《焦仲卿妻》也属于说唱艺术，如果确如此说，那么，乐府诗在发展中就很可能吸收了说唱艺术的一些素材。
就马国伟博士的发言，曾教授指出，在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经常会遇到名称不统一的问题，如“乐县”与“乐悬”，“大铙”与“镛”等，在历史书写中何以界定更为准确，才符合历史规范？对于这个问题，马博士表示，之前他并没有过多的思考，“县”是一个通假字，有人认为它在抄写的过程中被去掉了偏旁部首，保留了一个音旁或声旁，“县”和“悬”在语言文字源流上是否有一个统一或分化的历史过程？他现在还不能给出答案，仍需进一步思考和研究。至于“大铙”和“镛”，马博士指出，“镛”实际上是李纯一先生提出来的，按照他的说法，“铙”无论大小在北方统称“铙”，在南方则称“大铙”为“镛”，现当下音乐考古学界之所以通称“大铙”，是受到了大的考古学界习惯称谓的影响，而“镛”和“大铙”哪个词更为准确，更加符合学术规范，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之后，在曾教授的追问下，马博士对西周时期中原地区的甬钟与吴越地区的甬钟之间的联系以及大铙上的连珠纹饰考究等问题进一步作了补充说明。
就党岱博士的发言，曾教授追问到：“角抵戏、百戏及散乐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可否进一步说明。”党博士按照这几个词在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作了简单梳理：“角抵戏”多是对秦代出现的一种武力表演戏的称谓；“百戏”是两汉时期对于一种新的民间技艺的总称；“散乐”则更多是魏晋、隋唐时候对民间技艺的称谓。党博士表示，我们现在经常将百戏、散乐、角抵戏混在一起使用，但这三者之间肯定是有差异的，仍需要在将来的研究中进一步考究和论证。随后，赵玉卿教授作了补充发言。他指出“散乐”一词最早出现于周代，是一个宽泛的、广义的概念；秦代已经有了角抵、百戏等种类较多的艺术形式；唐代以歌舞音乐为主，则将角抵、杂技、魔术等这类艺术往往归入散乐；而到了清代，我们仍然能看到“百戏”还一直存在着，所以，历史上来看，“角抵”“百戏”“散乐”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具体有怎样的联系，的确需要进一步研究。另外，赵教授还向党博士提出一个值得研究问题：“既然是丝绸之路背景下，百戏吸收了西域各国的哪些东西？或者说后来的百戏哪些东西是从西域各国吸收过来的？”
就史凯敏博士的发言，学者们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黄钟律管的形制问题上。史博士补充发言中指出，在她的论文里有这样三组概念：其一就是形制，主要是指黄钟律管的长度和内径等；其二是黄钟律管的造型，因为历代以来，黄钟律管的造型并不是一致的，如从宋代以后的文献里就可以看到，它的律管上加了豁口，这就是一个明显的造型上的变化；其三，就是赵老师所说的律数，如我们一般所说的黄钟之数为81，黄钟大数为177147，再加上“黄钟之律九寸为管”这样一个数。史博士强调，在她的文章里这些概念有些具有特指意含。另外，史博士还表示，她研究黄钟（律管）形制的目的是为了最后的复原工作，她必须得到历代黄钟律管的准确形制，才能用现代3D打印的技术进行一个准确的复原和实践。针对史博士的发言，赵玉卿教授就其中某些问题作了回应，同时建议她考虑将原题目中《……黄钟形制考》调整为《……黄钟律管形制考》，因为一谈到黄钟，一般指的是律高或律数，如果加上“律管”二字就不会给人造成歧义了。
以上是关于古代音乐史部分的相关讨论，而近现代音乐史部分则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岩研究员的发言中逐渐展开。
李岩老师首先对上述内容作了简要回应。他认为大家所讨论的方响、乐府诗以及“县”与“悬”等问题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是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古代音乐史研究的现实意义，要将古代音乐史的一些成果与现实的生活联系起来，关注和重视“活态遗存”。此外，他还强调在研究中要特别注意今人解释的问题，因为角度不同，结论就会有所不同。之后，作为哈尔滨音乐学院的特聘教授，李岩老师对来自哈音的两位在读博士研究生的发言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李岩老师认为樊右伟博士的研究视角和成果都是很好的，特意提醒他注意冯长春教授上午在评议中所提出的建议：一是《春恨》这首歌曲的历史价值远大于它的艺术价值；二是注意收集、整理张沅吉的资料（因为他确实是一个长期被埋没的人物）。同时，李岩老师也对此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春恨》（罗家伦词，张沅吉曲，是反映南京大屠杀事件仅有的艺术歌曲）是一首长期被埋没了的艺术歌曲，它的艺术价值绝对是很高的，它既有历时价值，也有现实价值。
对于王欢博士的发言，李岩老师指出，她的选题很有价值，也很有挑战。因为柯政和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曾在国民政府时期被判为汉奸，新中国成立后又被发配到很远的地方……，但是，他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各个方面所作出的功绩是不容抹煞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应该采取怎样的研究态度？李岩老师给出的答案是：我们的工作是要把这个人真正还原成为历史上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并不是为他凭空摆好，而是要真正看到他的历史功绩。
随后，哈尔滨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导师王岩教授也参与到讨论中来。首先，王岩老师对永利集团为大家提供这样一个难得的交流机会和学习的机会表示感谢。其次，对于上午的主题发言，她也简要谈了谈自己的感想：她认为每位博士的研究工作都很扎实，从图像、考古、实证以及文献学等方面都有很多推进，特别是有同学已经开始做古乐器律管形制的复原工作，这让她感到十分欣喜。再次，对于哈音两位博士的发言，王岩老师指出，从选题来看，两位同学的发言体现了哈音后辈学人的一种历史责任感，他们的研究工作具有挑战性，可以说是如履薄冰，但是他们敢于吃苦，敢于挑战，都能踏踏实实的按照导师的要求向前推进，这一点是特别值得肯定的，希望未来他们一直能够保持这样的学术勇气和学术热情，呈现出更多客观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会议最后一项讨论议题围绕袁耀龙博士的发言展开。曾教授指出，以“中国视野”谈论中国音乐没有问题，而以此研究西方音乐是否妥当？就这个问题，袁博士从三个方面作了回应：其一，用“中国视野”来看外来文化，是否就可以找到一种文化自信？其二，既然是学术研究，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视角，都有自己的一套学理的体系，要不要刻意地强调一种“视野”或“视角”？其三，他主要针对“叶孙之争”中关于“视野”“视角”“视域”等词混同使用提出学理性的思考，发问在学术语用中这些词有没有一定的规范性？
关于西方音乐史研究中是否要提倡“中国视野”或“中国视角”，冯长春教授和李岩研究员对此分别谈论了各自的观点。
冯老师认为，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现象，从王光祈一直到现在的学者，他们研究西方音乐都多多少少带有自己的视角和受到自己文化的影响，而统一用“中国视野”或“中国视角”这样的概念并不能准确概括各自的研究理路。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个问题反过来思考，你会发现西方的汉语学家和音乐学家研究中国文化和音乐（史），他们所看到的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带上他们自己的研究视角。所以，这个问题应该见仁见智，不必苛求统一。
李岩老师指出，西方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处于“他者”的位置，站在“他者”的角度，研究中必然会遇到一些现实的苦难，如有人说这个学科先天不足，因为西方人研究历史，动则几种或十几种外语作为基础，他们可以方便地阅读到各种各样的材料，而我们中国人只能依靠翻译后的文献和有限的外文材料，这种“先天不足”就造成了“盲人摸象”的研究现状。当然，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到底怎么研究以及到底能够研究出什么样的成果，我们不需要他们认可，只要拿出自己的观点就可以了。另外，李岩老师从这个话题衍伸到目前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困境：即我们的史料不断更新以后，如何重写音乐史的问题。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吾辈同仁继续努力。
两个小时的圆桌会议至此就告一段落了，虽然还有一些话题没来得及讨论，但基本上按照会议伊始提出的设想那样步步深入，在某些学术问题上已取得了更加清晰的学理认识。会议最后，曾教授对参加本场讨论的各位专家、各位博士以及听会的所有老师和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提示大家按照大会的要求继续参加本次大会的闭幕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