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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代音乐史
分论坛：
时间：11月7日10：15-12：00
主持人：马国伟，中央音乐学院博士，郑州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评议人：赵玉卿，温州大学教授
冯长春，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发言人及其题目：
1、党岱，《丝绸之路背景下汉代百戏传播探析》
2、史凯敏，《黄律与黄钟——汉代律历度量衡制度下的黄钟形制考》
3、袁耀龙，《从“中国视野”到“中国视角”——关于“叶孙之争”的理论思考》
4、樊右伟，《侵华战争的创痕——<沈阳月>与<春恨>考析》
5、王欢，《音乐书商——柯政和中华乐社经营理念研究》
【综述】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代音乐史分论坛：
主持人：马国伟
评议人：赵玉卿、冯长春
时间：
11月7日10：15-10：30
题目：
《丝绸之路背景下汉代百戏传播探析》
发言人：
党岱，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现现任职南阳师范学院
党岱博士介绍他本次宣讲的将分为三个部分展开。
一、丝路开通对汉代音乐文化传播的促进。指出早在先秦时期，中原人民与西域边民就已进行各种散乐百戏等文化交往，而西汉张骞打通了“丝绸之路”，从此拉开中原与西域乃至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的序幕，中国文化西传的同时，西域文化也在东渐，诸多乐器、乐曲、舞蹈、杂技、幻术等艺术大量涌入，都极大地丰富和促进了汉代音乐文化的发展。
二、丝绸之路背景下汉代百戏的传播状况。“百戏”一词产生于汉代。秦时已有角抵百戏。汉代时，汉武帝为了显示帝国的强大，在各国使节来朝贺时观赏角抵戏，希望能从而让外国使节产生敬畏和崇仰的心理。这种功利化的追求，客观上给角抵带来了发展繁荣的空间。百戏与域外文化幻术的表演，之后被中原艺人所吸收改造，进一步推进了百戏的发展。百戏的发展呈现出“百戏杂陈”的局面。
三、汉代百戏传播发展之启示。他指出百戏的发展不仅是丝路背景下域内外音乐文化传播的结果，它是一种标志，标志着中华民族文化传播观念的进步，是大一统帝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强大的帝国不是孤立的，它有着对外文化交流传播的愿望，它需要与外部世界融为一体。汉以后，角抵百戏逐渐融入民间舞台艺术的洪流之中，顽强地生存在祖国的大地上，直到今天，不仅奠定了中国乐舞艺术的早期形态，也奠定了中国歌唱艺术的早期形态。
时间：
11月7日10：30-10：45
题目：
《黄律与黄钟——汉代律历度量衡制度下的黄钟形制考》
发言人：
史凯敏，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现任职亳州学院
史凯敏首先指出，古代社会以律为“万事根本”，将确定黄钟律高视为影响政治稳定，治国根本的重要一环。一方面对于音乐理论与实践之中标准音高的影响，另一个方面，即是同律度量衡与国民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个理论最早出现是刘歆钟律书中，以“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五则一体”的方式系统阐述了这套以黄钟为标准，在技术上可互为相求参验的“同律度量衡”制度。但五则一体制度始于何时？是谁所定？学界向有争议。
其次，作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从以下七个方面进行讲述：一、五则一体同律度量衡制度非刘歆一家之言；二、汉初黄钟与律历度量衡制度；三、《淮南子》的黄钟律度法则；四、落下闳、邓平以律起历，明确黄钟龠积；五、司马迁未改变《太初历》黄钟之制；六、歆与房制不殊；七、黄钟之径非三分。
最后，作者指出根据文献与考古实物的二重证据显示，汉代黄钟律管形制从未改变。据此推算的黄钟内径3.385分得到了汉代出土度量衡器的有力实证，回答了历代以来对汉代管径是否三分的争议。其意义除了为汉代律管实验复原，厘清汉代律制提供可靠数据，也为评价后世律度量衡的制度建设提供了依据。
时间：
11月7日10：45-11：00
题目：
《从“中国视野”到“中国视角”——关于“叶孙之争”的理论思考》
发言人：
袁耀龙，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现任职永利集团
袁博士表示本次宣讲将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关于“叶孙之争”的渊源和要点。袁博士表示通过阅读叶松荣教授和孙国忠教授的文章，可得知他们论辩的要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视野”的概念解释、理论意涵和意义指向以及表现在研究西方音乐史中的内容实质/（进行思考）；二是以“中国视野”研究西方音乐何以在具体的研究中展示这种“视野”或“特色”；三是以“中国视野”研究西方音乐并可得以呈现是否为研究西方音乐的终极目标？四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为了能与国际平等对话，学术发展要求学者不得不融入“大环境”，“中国视野”“当代视野”等语词哪一个更能概括和体现这一时代潮流与学术动向？接着，袁博士表示以上四个争论的要点，需要叶孙两位教授继续的争论，也需要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提出不同观点。才能得到有效解决。袁博士表示本篇文章仅择取第一个要点进行思考，通过词义辨析和学术语境的观照以期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第二，袁博士论述了自己对于“研究视角”“学术视野”“理论视域”的认识。他先对“视角”、“视野”、“视域”词义进行解释，接着对学术用语中的“视角”、“视野”、“视域”进行解析。他表示虽然研究视角”、“学术视野”、“理论视域”在词义、语用等方面相近且交叠，但又不尽相同，我们并不能用简单将其等同起来，也不能在学术研究中随便套用。
第三，是对“中国视野”的再解读。他指出通过前文的阐释，我们可以明确的是“视角”、“视野”、“视域”是有所不同的，尤其是在具体学术研究中不可同义为用。而由“中国视野”所提出的“当代视野”、“中国视角”等概念的提出，我们也不应该置之不理，反而更应该进一步引起学人们的深度思考、讨论和实践探索。也表示以上还不是很成熟，希望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时间：
11月7日11：00-11：15
题目：
《侵华战争的创痕——<沈阳月>与<春恨>考析》
发言人：
樊右伟，哈尔滨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
首先樊博士汇报了他的选题依据，并对本文内容做了简要介绍：本文关注的两部作品分别记录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东北与“南京大屠杀”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也真实地反映了中华儿女愤懑抗争的心声。作品在当时都有一定的影响，但现有资料中对其记述和研究却寥寥可数。
其次，樊博士分别对两部作品进行宣讲。一、口琴合奏曲《沈阳月》，他介绍到这部作品是作曲家张季让和王沛纶以九一八事变为题材创作的大型作品，也是东北抗战期间出现的唯一器乐作品，可谓“国耻之悲鸣”，同时对此作品现今可考的曲谱版本、作品的音乐特色、不同资料中的创作者信息以及作品在哈尔滨的传播四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考证；二、由罗家伦作词、张沅吉作曲的艺术歌曲《春恨》是，作品是反映“南京大屠杀”事件仅有的作品，是“国难之哀歌”，樊博士对《春恨》是从其创作背景、歌词的艺术内涵、作曲技法分析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究。
最后，他认为《沈阳月》与《春恨》存在很多共性。比如，它们都是以沦陷时期特殊侵华历史事件为内容，是同类体裁中唯一题材的音乐作品 ；它们都运用了中乐与西乐结合的技术手法，虽然一定程度上不能称为完美，但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由于特定原因而流传度不高，被世人几近遗忘。但樊博士希望通过对这两部作品创作与流传的历史情况，以及其艺术特征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与分析，以示对战争创痕的永久纪念。
时间：
11月7日11：15-11：30
题目：
《音乐书商——柯政和中华乐社经营理念研究》
发言人：
王欢，哈尔滨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欢博士在宣讲中表示，这篇文章是她在2021年发表于《学习与探索》中的一篇文章，也是她博士论文中对于柯政和研究的第一篇阶段性成果。也因为学术能力有限，希望通过这次交流有新的收获。
首先，她指出这篇文章的研究视角主要是聚焦于我国近现代音乐家柯政和以及其具体音乐社会活动之中。希望通过梳理柯政和生平历史，详细分析柯政和在经营出版社、编写教材、推广美育的具体活动中的社会价值，力求首次还原这位音乐家的真实人生历程，探究其音乐贡献以及社会价值。最终给予柯政和恰当的历史定位。
其次，她表示本次宣讲将从三个方面来阐述文章的立意：一是中华乐社创立的时代背景、二是中华乐社创立时间考释、三是中华乐社及柯政和的经营理念。随后，王博士也介绍了中华乐社的一些基本信息。它是1926年由柯政和创办、1928年转为图书出版，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十分活跃的专业音乐出版社，是中国近现代第一个专业的音乐出版社。但对于它的创建时间，一直说法不一。本文将以详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对中华乐社的创建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对所出图书进行了分类，由此得出柯政和创建中华乐社的事件及作为音乐教育家成为音乐书刊出版人的形成轨迹。
最后，王博士也指出，事实证明中华乐社的这种转型是成功，中华乐社在短短的8年中，就出版了大量的音乐书籍、内容覆盖极其广泛，而柯政和本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可能音乐人到出版人的蜕变，成为当时著名的音乐书商。这在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及图书出版史都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评议环节
时间：
11月7日11：30-12：00
赵玉卿教授评议：
第一位发言人，党岱博士的文章：丝绸之路背景下汉代百戏传播探析。
首先，赵教授谈及党岱博士这篇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丝绸之路背景下的汉代百戏的传播进行了探析，分别是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对整个汉代音乐文化传播促进；丝绸之路背景下汉代百戏的传播状况；百戏的传播发展的启示。对此，赵教授也表示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对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特别是中古时期的音乐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他认为这一时期也是中原和西域文化交流的造势期，大量的西域乐人、乐器、乐律以及散乐、杂技等等传入中原，这也和后来唐代音乐的繁荣与丝绸之路的发展，是有直接的关系。其次，赵教授表示，汉代的角抵百戏是融合的西域的杂技、幻术发展起来的，而党岱博士的文章主要就是对汉代的百戏的历史发展给予了详细的考证，采用的史料也是比较详实的。
同时，赵教授也提出可供思考的问题：其一；是关于文章的标题，从标题的主题来看，主要是百戏的传播方面，那么文化的传播应该包括西域文化传到中原、中原的文化结合了西域文化后得到的发展并在中原的不同的地区的传播，以及中原文化向西域文化传播的例证。角抵戏在秦代时就已经出现，可以说是我们汉族本土的音乐文化，他指出在党博士的文章中，结合不少的史料论述角抵百戏在中原的历史发展，来例证百戏是角抵戏与西域各种杂技、幻术的结合。
但赵教授建议像这样的史料再多找一些，因为文章毕竟是丝绸之路背景下的汉代百戏的传播，多找一些像这样的史料文章会更加的充实一些。其二、赵教授指出文章还涉及的关于百戏传播发展的启示，他表示如果可以增加汉代百戏的传播的实例，特别是增加对唐朝传播的影响的实例，对汉代百戏传播的探析也会更好一些。
赵玉卿教授评议：
第二位发言人，史凯敏博士的文章：黄律与黄钟——汉代律历度量衡制度下的黄钟形制考。
赵教授认为史凯敏博士这篇文章写得是很好的，文章使用了很多原始的史料和数据，像这样的文章他认为是不太好评议的。赵教授指出对于黄钟律数的探究可以说是每朝每代的一个热点，每朝每代都在对其进行探究和讨论，可以说对于黄钟的律数的探究是一个历史疑案。同时，他指出黄钟律的确定甚至是关联了整个国家治理，先把律确定好，其他的度量衡才能确定，即所谓律度量衡。他认为史凯敏博士这篇文章的撰写给我们带来的是关于乐律学领域的一种考证，尤其是对黄钟黄律的形制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他指出上古时期时，我们古代的乐律学当中就有同律度量衡的说法，他认为这种乐律学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国学，因为这是中国古代的基本音乐理论。而乐律学到了汉代又在先秦的基础上进行继承和发展。历代对黄钟的音高和律数的确定是不一样，但都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历史上也留下了很多这方面的史料，而史料的数据研究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认为史博士的这篇文章主要研究黄律黄钟以律历度量衡“五则一体”的制度下，探讨汉代的黄钟形制，是一种从学理上的探究，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同时，对于史博士从刘歆的《钟律书》开始，结合现今很多的研究成果、研究数据进行梳理与研究，他认为其中涉及到的文献数据相当多的，包括在史博士的发言中也涉及一些律管的制作，赵教授表示这是非常好的。
同时，赵教授也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他指出因为这个题目的主题是黄钟的形制考，一般我们提到形制是指物体而言，那是否可以考虑变成其他的，如黄钟的律数或其他方面，他觉得题目会和整个论述的内容会更加贴切一点。
冯长春教授评议：
第三位发言人，中央音乐学院袁耀龙博士的文章：从“中国视野”到“中国视角”——关于“叶孙之争”的理论思考，由上海音乐学院冯长春教授进行评议。
冯教授首先表达了自己对袁耀龙博士的演讲的一个感受。他认为，袁博士的发言可以说是对当前音乐史学争鸣当中的、一个具有热点话题意义的理论问题的史学批评。冯教授表示对于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是中国音乐学术史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与袁博士一样，他也比较关注叶松荣教授与孙国忠教授之间关于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中国视野问题的讨论。当然，他表示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曾经对这个话题发表过一些各自看法，但是他自己没有像袁博士一样看得这么细致，所以他很欣赏袁博士对这个话题或者说这个学术论证的一个关注。同时，他了解袁博士是中央音乐学院近现代音乐史学方向的博士，所以对于袁博士能够关注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的员工动态及热点话题，并由此出发去思考一些音乐学研究的理论问题，他认为这也表现出袁博士的学术视野的开阔。他指出现在的有些员工，往往只关注本学科、本专业的知识和员工动态，对其他学科还有一些相关学科都不怎么关心，甚至有的员工对于自己专业之外的知识孤陋寡闻，他强调这并不是夸张，这种现象是真的普遍存在的，所以就此而言，他对这个袁博士从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中国视野这个论题所表现出的，他本人的比较开阔的学术视野，再次予以高度赞赏。
其次，他表示自己也比较认同袁博士对中国视野的理解，认为叶松荣教授的文章主要是强调中国视角和一种研究的理论视阈。他认为这与民族音乐学界所说的一种对他者文化的我者的审视，意思差不多。接着对于孙国忠教授提出的相应概念“当代视野”，强调的是更为宏阔的、发展着的对学术前沿动态的敏锐的关注和观察。冯教授认为其具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冯教授表示他自己认为，无论是中国视角也好，中国视野也罢，中国学者作为研究主体来讲，几乎是一个不同程度存在的自然现象，甚至可以说先天就有的，因为任何一个生长和生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学者，都很难完全摆脱自身文化基因的影响。比如对于西方音乐的理解，从清末中国人开始欣赏西洋音乐就可以发现，他们从中国视角品鉴西方音乐的这种眼光和感受。在整个20世纪也是如此，一些中国演奏家，如傅聪对肖邦钢琴音乐的理解，众所周知的有着非常鲜明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冯教授表示这些都可以是中国视角或中国视野。当然他也表示，中国视角或者说中国视野，它既有普遍共性的东西，也有不同个体所表现出的个性的东西。
最后，冯教授也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我认为我们在对西方音乐的审美理解、在听西方音乐或研究某部具体西方音乐作品的时候，我们对它的认识和理解，有中国视角的存在可能是比较正常的。这种现象本身的也比较容易理解，但是这在对西方音乐历史的研究当中，这与前面所说的对西方音乐作品的这个审美理解和音乐历史的研究是有区别，就是说在对西方音乐历史的研究当中，如果要求他必须具备中国视角，或者中国视野会不会涉及到很多困难？比如研究异文化的历史，我们如何以自我主体性的视角或者视野去阐释对方？如何面对其中可能存在的这个误读或者误释？当然在文化的比较研究当中，误读误释它也有意义，但这是另外一回事。我的思考不一定成熟，仅与大家交流。还有就是我个人并不认同，西方音乐史研究有了中国视野就具有了文化自信的意义，这似乎是有点牵强。我对这个学术研究主动贴近现实口号的一些做法，向来是持保留态度的，但这并不等于我不认同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中国视野的这个提法，这个提出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很鲜明地反映了一些中国学者在研究当中对主体意识的强调，以上是我的一点个人的浅见，以供大家和袁耀龙博士参考。”
冯长春教授评议：
第四位发言人：哈尔滨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樊右伟，他的文章：侵华战争的创痕——《沈阳月》与《春恨》考析。
冯长春教授对于樊右伟博士跟他的导师王岩老师对《沈阳乐》和《春恨》这两部作品进行了非常细致地研究，表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他指出这两部作品确实是很少有人了解的、被历史埋没了的两首音乐作品。尽管今天看来它们可能谈不上有多高的艺术价值，但是他觉得我们依然能够透过历史的尘埃看到闪烁着的没有熄灭的历史之光。他认为它们的当下价值就是它们所负载的重要的历史意义。冯教授也表示我们在评价历史音乐作品时，不能只着眼于它们的艺术价值和当下的审美价值，还要考虑到它们的历史价值和史学意义。所以他认为樊右伟博士提到的这两首音乐作品，一首是在被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传播的、表现救亡的音乐；一首是控诉日本侵略者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艺术歌曲，尽管在其的技法和艺术价值上并不是太高深，但其历史意义极其重要。
同时，他也对樊右伟博士的发言提出了一些建议以供参考，他认为樊博士应该对《春恨》的曲作者张沅吉进行更深入的探究，他提到张沅吉也是一位被历史遗忘的音乐家，如果以后有什么后续研究的话，可以展开调查，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冯长春教授评议：
第五位发言人，哈尔滨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欢，她的文章：音乐书商——柯政和中华乐社经营理念研究。
冯长春教授对于王欢博士的这次宣讲，他表示由于历史原因对于柯政和的研究一直没有引起关注更谈不上深入。他指出其实的柯政和是个多面手，无论是在音乐理论、音乐出版或音乐教育方面的都是很有贡献的一个人。他认为王欢博士发言的内容主要是柯政和在音乐贡献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音乐出版。并认为王欢博士的发言十分细致，提供了不少以前不了解的关于柯政和的历史信息，特别对她提到的柯政和创办的中华乐社是中国近代第一家专业音乐出版社，冯教授认为这应该载入史册。其次，冯教授认为王欢博士的研究，也让我们再次面对一个非常重要音乐史学问题，即我们如何面对那些所谓有历史问题的音乐家，如何给予他们以客观的历史研究以及合理的历史评价，也表示希望将来能够出现更多的有关柯政和的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
最后，冯教授也提出一些的供王欢博士参考。首先，他提出可以将柯政和在音乐出版方面的贡献，放在中国二三四十年代中国早期音乐出版的历史大环境中来看，进一步去充实对后续历史的考察，以及对柯政和所出版的音乐书籍、音乐教育，对社会音乐生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继续充实这一方面的论述，论文的历史信息和史学价值可能更高。其次，他表示是不是可以从音乐出版家的角度来写柯政和，把柯政和商业经营的内容当作其中一个部分来写，或许这个论文会更有高度，也可以更好地呼应柯政和所创办中国近代第一家音乐出版社的重要的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