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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音乐史分论坛：
时间：11月7日8:30-10：00
主持人：袁耀龙，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现任职于永利集团
评议人：赵玉卿，温州大学教授
发言人及其题目：
1、闫赵玉，《方响与宋词演唱》
2、张建华，《中古时期：中国唱论的自觉和新拓》
3、马国伟，《周代乐悬制度对吴越音乐文化的影响》
时间：
11月7日8：30-9：00
题目：
《方响与宋词演唱》
发言人：
闫赵玉，南开大学博士，现任职于yl23411永利官网
首先，闫博士表示博士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体方向为词学研究。因此，在讨论音乐时，也是从文学的视角进行。她指出：“词自产生就是一种可以歌唱的音乐性文体，与宋代音乐环境息息相关。方响是宋代非常盛行的一种击奏体鸣乐器，既能作为伴奏的旋律乐器，又能作为定拍的节奏乐器。无论是从词学或音乐学的角度，我们都可以探索方响与当时最流行音乐文学宋词之间的关系。”
此次宣讲，闫赵玉博士将文章分为了四个部分来给大家讲解。
一、介绍了方响的形制，同时指出方响在宋代的发展有两个突出的现象，即作为律准乐器使用与“以代钟磬”。
二、依照场合的不同探讨了方响作为领奏或合奏乐器在宋词演唱中的运用
三、探讨方响作为伴奏乐器，在宋词的具体演唱形式——小唱中的使用
四、探讨方响与宋代文人的音乐生活之间的关系。
文学与乐器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学的情感往往由乐器引发，乐器与文学共同展示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感情。乐器与文学间的关系，是音乐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评议环节
闫博士的文章将方响与宋词演唱结合研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理性选题。方响产生于南朝梁时期，是一件非常有特色的乐器。他的演奏形式多样，在宋代多个场合都有广泛的应用。闫博士展示了很多宋词文人笔下对于方响不同的文字记载，这说明方响这件乐器与宋词文人的联系是很密切的。从此次宣讲看，闫博士对于目前研究方向的文章，是做足了功课的。目前学术界对于方响这件乐器以及方响同其他文化之间关联的研究的关注度还不够。希望闫博士可以继续对此论题进行研究。
除此之外，赵玉卿教授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疑问。“闫博士在发言中提到，方响十二音齐备，五个全音、两个半音，还可以演奏和声，并在实际中代替了钟磬使用。既然代替了钟磬，是怎样代替的？为何在雅乐之中并没有的到应用？”
最后，赵玉卿教授认为闫博士把方响与宋词演唱相关联进行研究给我们研究方向带来了一条新的研究思路的，非常感谢闫博士。
时间：
11月7日9：00-9：30
题目：
《中古时期：中国唱论的自觉和新拓》
发言人：
张建华，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现任于华南师范大学
首先，张建华博士介绍了发言文章的中心观点、论文呈现形式。此次发言从自觉和新拓两个方面进行讲述。
第一部分：中国唱论自觉意识的凸显
此部分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1、中古时期，中国唱论出现了一些针对不同歌唱体裁的专论，如《文心雕龙·乐府》等
2、这一时期，形成的“以悲为乐”的审美观念，“渐进自然”“歌舞异处”的歌唱观念
3、对中古时期，“歌”的含义和范围进行探讨，主要对“挽歌“属不属于“歌”的范畴进行了驳难和探讨、对“乐府”作为“歌”的一般意义和核心意义的也给予界定和阐释；
第二部分：关于中国唱论的新拓
张建华博士指出："新拓"一词是相对于既有的“旧存”而言的。这一时期，中土佛道二教歌唱体系和歌唱理论初步创立并日趋成熟和规范；汉代乐府等音乐机构的设立，又为此期乐歌由雅乐独奏走向雅俗并举打开了方便之门，歌唱传统也由“歌永言”向“歌不永言”双流并峙的局面。这些都显示出此期唱论开拓心境的精神。
评议环节
赵玉卿教授谈表示自己也读过一些张博士的文章。张博士想建立中国的唱论理论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篇文章有关音乐史学，同时也涉及音乐美学。张建华博士首先梳理了汉魏南北朝时期有关歌唱的一些文献史料，如《垓下歌》《大风歌》，汉魏六朝悲苦主题“挽歌”等等，他的总结是刚刚说过的如“以悲为乐”、“渐进自然”、“歌舞异处”、“歌永言”以及“歌不永言”等说法和概念，这都是中国历史当中有史可寻的。
对于张建华博士从中国唱论的自觉与新拓出发，总结出的“声器之别”到“渐进自然”，又从“贵人声”“贱匏竹”总结出“歌舞异处“的歌唱观念，还有佛道音乐歌唱体系的创建、乐府和歌唱理论的创建赵玉卿教授都予以充分肯定。
除此之外，赵玉卿教授也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是对于中古时期的划分，我们一般将中国古代史的划分一般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中古时期一般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而赵博士文中主要指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么其划分依据或许应该解释的更清楚一些。
二、“以悲为乐”的音乐审美观念，是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否具有普遍性，因为毕竟《垓下歌》《大风歌》都是史书记载的王侯将相的的例子，是否还有其他例子进行论证。
三、《文心雕龙·乐府》是论述声乐的，还是论述古代词调歌曲的，这两者并不是一个概念。
四、 对于“歌舞异处”概念的提炼，主要因为史书记载中根据表演时的位置不同提炼而出这个概念，是否是合适的，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
最后，赵教授认为张博士这篇文章很精彩，对中国唱论的自觉和新拓采用了很多材料，按照史料来说话的，给我们研究生同学上了一次很好的学术写作的课程。
时间：
11月7日9：30-10：00
题目：
《周代乐悬制度对吴越音乐文化的影响》
发言人：
马国伟，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现任职于郑州大学音乐学院
马国伟博士表示自己一直以来都在进行吴越音乐文化的研究，这篇文章也是近期刚刚完成，是其吴越音乐文化研究系列中的一篇。
此次汇报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一、乐悬制度影响前吴越音乐文化环境。
这一时期吴越文化主要以越文化为主，较少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乐器实践主要是青铜大铙
二、乐器实践及乐悬制度效仿。
乐悬制度是周王室制定的严格礼乐等级制度，在西周时有着严格的规范。东周时期，乐悬制度传播至吴越地区，促使吴越原生越文化基础发生改变而逐渐发展出与政治、经济等相匹配的礼乐文化制度并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南方文化代表。
三、乐悬用制的重构
这一时期越国宫廷乐队不仅突破了乐悬用器编列的教条约束，构成庞大的宫廷乐队，同时在用器方面增加了越式乐器的分量，也突出了原声越文化的审美风格。
四、吴越乐悬实践的历史阐释。
乐悬实践在吴越地区的发展不单单是一种制度或文化向诸侯国传播的过程，更意味着礼乐文化由文化中心地带向外扩张，这个时期也才真正具有多民族音乐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意义。
评议环节
赵玉卿教授表示专对周代乐悬制度对吴越音乐文化的影响，马国伟博士这篇文章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专对这一专题涉及到的内容很广，包括音乐考古、音乐制度、音乐传播等各个方面。
我们都知道西周时期音乐等级制度，主要表现在佾和乐悬方面，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等级秩序失去约束力，开始王国文化向候国文化的转化，从吴越地区大量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看吴越地区也受到影响。同时赵玉卿教授表示自己也写过关于江南地区音乐文化语境的研究的文章，其中也有涉及到音乐考古的内容，因此一直也有关注马国伟博士。
谈及吴越地区，有着不少周代、西周末期、春秋时期吴越地区的铙、钟等乐器。发现的铙的时代主要集中于商代末期春秋早中期，其形制闻纹等方面都与长江中游的发现比较相似。因此，他指出这篇马博士这篇文章主要是从考古的方面来论述的。
周代乐悬制度对于吴越音乐文化的影响也是一个过程，对于受乐悬制度影响前的吴越文化，乐悬制度的效仿，乐悬制度的重构的描述，马博士的研究思路是非常清晰的。赵玉卿教授对文章中除了对吴越乐悬制度进行探究，同时对文化现象进行历史阐释这一点予以充分肯定。
除此之外，赵玉卿教授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
首先，过去我们对于黄河文明关注的很多。对长江文明关注不够，但从吴越地区或江南地区的考古发现来看，长江文明的发展也是不晚的，孕育不少中国南方文化。赵教授表示通过这个事例，我们需要对长江文明多关注。
其次，吴越文化接受中原文化影响，那么反过来是否吴越文化也对中原文化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否是双向。另外，“古越国”也称之为南越国，关于“古越国”的乐悬制度，从地理上看可能不属于吴越文化的地域或者说南越国是吴越文化的边缘地区，那么对于乐悬制度所产生的影响，是否也需要考虑到南越国的乐悬制度，这是需要去思考的。
会议最后，主持人袁耀龙博士对此次分组会议进行总结。他表示在此次主题发言和评议交流过程中论及新的选题、新的题旨、新的史料、新的思路，还有一些新的建构，感谢赵玉卿教授的精彩评议和提出的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