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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理论分论坛（三）：
时间：11月7日10：15-11:25
主持人：雒鹏翔
评议人：陈牧声
发言人及其题目：
1、李泽召，《符号学视域下沃尔夫冈•里姆〈第三弦乐四重奏〉的音乐表达 》
2、张智军，《寻觅探赜引领今朝——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管弦乐创作特征研究》
3、黄司祺，《民族管弦乐队弦乐组“点、线、面”音响的声学实证研究》
题目：
《符号学视域下沃尔夫冈•里姆〈第三弦乐四重奏〉的音乐表达》
发言人：
李泽召，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以符号学理论作为参照，以埃罗·塔拉斯蒂音乐符号学理论体系中的时间、空间、 行动三个音乐生成维度为基础，通过对当代作曲家沃尔夫冈•里姆的《第三弦乐四重奏》的 分析，探讨里姆作品中的音乐表达，同时探索音乐符号学理论对近现代音乐进行应用分析的 可行性。
李泽召博士从《第三弦乐四重奏》的时间特性、《第三弦乐四重奏》的空间属性、《第三弦乐四重奏》的音乐行动进行阐释。音乐时间性：音乐生成过程中，时间连续性是音乐空间和音乐行动者模态化的基础。音乐空间性：分为外在空间和内在空间。音乐行动者：用格雷马斯符号学和库尔特音乐能量学的理论原理指代主题的动机分析。
音乐符号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对纯结构主义的分析来说无疑是一种补充和完善，有利于打 破音乐分析上的二元对立，促进对整个音乐话语更全面和透彻的研究。音乐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对音乐文本的深层结构语言的分析，能对其叙事倾向和象征意义有新的理解。
评议环节
陈牧声老师认为李泽召博士的论文选用“符号学”为视角是非常有魄力的。
陈牧声老师针对文章提出问题：用一个新的视域做研究，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李泽召博士做出回答：在研究过程中确实产生过这样的疑问，如果用纯作曲技法的角度研究也可以对节奏节拍进行分析，但在写具体的作曲技法时发现，在这部作品中沃尔夫冈•里姆的作曲技法比较综合，织体形态比较自由，所以以“符号学”这个大框架进行研究。把“音乐符号学视域下”当成建立在作曲技法基础上的进一步的音乐学的阐释，可能现在的这篇文章有很多不足，没有更多的与音乐学方面相联系。李泽召博士说，想往意义叙事这样的作品的表达方面走，确实可能在某方面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契合点。陈牧声老师：这种创造性地研究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这样的阐述有我们传统研究无法解释的一些方面，但是如果只是用一个新词去解释已经可以解释的现象，那这个替换的价值何在？再一个是一种不可替代性，为什么这部作品要用“符号学”的方法解释，是不是别的作品不合适呢？这两点可以作为未来进一步的思考。
题目：
《寻觅探赜引领今朝——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管弦乐创作特征研究》
发言人：
张智军，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现任职于陕西师范大学
1.本文为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音乐文化建设及其历史共贡献研究”只子课题“延安时期的管弦乐作品研究”成果之一；
2.学界对延安时期管弦乐创作研究的薄弱。
延安时期的管弦乐创将西方自古典至印象时期与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相结合，是中国近代管弦乐创作的开端。文章通过梳理延安时期的管弦乐作品及其创作特征，探究此时期管弦乐创作的共性与个性。
文章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对延安时期管弦乐创作的概述；第二、介绍了延安时期管弦乐的创作特征；第三、对延安时期管弦乐作品的审美特征做出了概括。最后，张智军博士对文章做出总结，延安时期的管弦乐创作既是我国管弦乐创作的一段早期特殊时期，又是我国管弦乐创作的一段特别重要且不可逾越的时期，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微观层面诸如旋律发展、和弦与曲体结构、音色配置等民族化的探索为中国管弦乐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评议环节
陈牧声老师认为张智军博士的论文内容契合当下时事，其研究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建议1：论文标题可将《寻觅探赜引领今朝-----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管弦乐创作特征研究》改为《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管弦乐创作特征研究》。
建议2:对于一些专业词汇的运用提出建议，比如：文中提到的“音高结构”但主要针对“音乐类型”展开讨论，要把逻辑理清楚哪些是在讲音高范畴的，哪些是主题。还有一些个别的词，“曲式思维与用法特征”，如果提到“思维”其阐述要更形而上，是不是改为“曲式结构”更合适。
建议3:从时空观的角度来讲，未来的研究，可以适当的提在同时期的其他一些中国管弦乐作品，可以做出比较，使文章看起来更加的客观。
建议4:因为文章涉及到了共产党的研究，那么这些作品对我们党的革命意义、历史意义在哪里。
题目：
《民族管弦乐队弦乐组“点、线、面”音响的声学实证研究》
发言人：
黄司祺，中国音乐学院博士，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博士后
学者们在使用“点、线、面”描述民族管弦乐音响特征时，这种定性化描述是否具有科学依据？黄司祺博士从音乐声学角度对此进行详细的实证研究，并结合民族乐器本身的声学品质提出配器音响的建议。任何管弦乐作品，无论创作技法、流派风格上存在多大差异，总是由不同形态的线条性因素、和声性因素，通过各具特色的管弦乐织体“编结”在一起，从而体现作曲家的创作意图。
“点”型音响特征的声学研究：通过对比琵琶与二胡在fff力度下D4音的声波频谱，得知在乐队合奏是时二胡的点性音响效果相对较差。
“线”型音响特征的声学分析：二胡长弓平滑稳定，琵琶长音参差不齐。
“面”状音响特征的声学分析：拉弦组声音更为融合且平衡，民族拉弦组“高音衰减”。
黄司祺博士先对民族弦鸣乐器音响进行概述，又分别从“点、线、面”型音响特征三个方面进行声学分析。文章基于声学理论基础，借助声学测量技术，系统地对民族弦鸣乐器进行了分析，细化了童忠良等学者曾提出的民族管弦乐队音响“点、弦、面”特征的观点，且从乐器结构、发声原理、起振时间、频谱质心、包络特征、谐音列、共振峰等多声学角度去佐证或补充以往的主观经验之谈及学者前辈们的配器观点。通过对比西洋管弦乐队中同类乐器，期望为民族乐器及民族管弦乐队提供直观且客观的声学参照，并为之未来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评议环节
陈牧声老师认为黄司祺博士的研究非常有针对性，是有独特的价值的。
陈牧声老师提出问题：标题上提到“弦乐组”后又说到“弦鸣乐器”，“弦乐组”的“点、线、面”影响和“弦鸣乐器”哪个词更合适？黄司祺博士回答：“弦鸣乐器”更加合适，因为在民族管弦乐队中更多的是说“拉弦组和弹拨组”。陈牧声老师给予肯定，认为这个替换是有价值的。
建议1:如果想要研究的更加深刻，在弦鸣乐器中一种是自然声响，一种是人工声响是有所不同的，在研究中可以做出区分或是在乐器的演奏法上做出分类上的研究。
建议2:乐器结构与声学的关系。声学的结构会影响整个声学音响的关系，乐器的形制与声学的关系是不能绕过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甚至是演奏乐器时的人为因素也与声学是有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