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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音乐史分论坛：
时间：11月7日8：30-10：05
主持人：祁宜婷
评议人：余志刚
发言人及其题目：
田淑颖，《微观历史学视域中的贝多芬：从“英雄”到“凡人”——评<贝多芬1806>》
刘鸿飞，《略论西方音乐的世俗化进程》
袁利军，《关于勋伯格“无调性转型”前沿研究成果的追问》
圆桌讨论：
时间：11月7日14：00-16：00
主持人：余志刚
【综述】西方音乐史分论坛
主持人：祁宜婷
评议人：余志刚
时间：
主题发言：11月7日8:30-8:45
评议环节：11月7日8:45-9:00
题目：
《微观历史学视域中的贝多芬：从“英雄”到“凡人”--评<贝多芬1806>》
发言人：
田淑颖，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田淑颖博士的研究基于音乐学家马克·弗拉古托于2019出版的著作《贝多芬1806》，该书使用微观史学方法论重新审视贝多芬的作品，摘取贝多芬创作生涯中的一个独立年份（1806年）以及创作于这一年的几部器乐作品，探讨贝多芬为谋求生计和获得国际声誉所做的努力以及他创作这些作品的具体过程。
接着，田淑颖博士围绕弗拉古托在这部著作中运用的特殊写作手法，通过对其叙事逻辑的梳理，对微观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及其作曲家其人其乐的另类解读进行审视与评价。她将微观历史学与后现代相对比，指出二者都反对宏大叙事，注重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而后现代更强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更重视个性化的阐释以及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由此，她认为弗拉古托是生活在后现代语境下的音乐学家，《贝多芬1806》是渗透后现代印记的非后现代著作。她提到宏观与微观不是对立的，微观史并不是推翻历史的整体形态，而是在细节上对宏观历史的装饰、补充和修改。
最后，田博士指出《贝多芬1806》填补了宏观写作中的疏忽之处，让贝多芬变得不再遥不可及。
评议环节
余志刚教授：“田淑颖的这篇论文对美国音乐学家马克∙弗拉古托在2019年出版的专著《贝多芬1806》进行了介绍和评价，是一篇写的较好的书评。
弗拉古托的这本书运用了微观史学的方法论，聚焦于贝多芬1806年创作的几部作品，形成了对贝多芬这些作品的另类解读。田淑颖在认真阅读了该书和其他一些相关资料后，发表了自己对这本书的一些独到见解，如通过对弗拉古托与后现代主义的比较，得出该书作者并非一位后现代音乐学者的结论。他还对该书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见结语）。论文的选题新颖，文字流畅，在写作规范方面也几乎无懈可击。不足之处只是个别地方的提法或译法尚可斟酌，例如：第二页“直到最近二三十年，音乐学家才逐渐注意到贝多芬中期音乐中不一样的旋律”。第三页“非此即彼”的思维惯式。第四页的“西方二分法”，第十页的trope 译为隐喻不妥，应为“比喻”，而隐喻是metaphor。最后一页“紐加斯画布中谦逊平常的贝多芬”应加注释”。
时间：
主题发言：11月7日9：00-9：15
评议环节：11月7日9：15-9：30
题目：
《略论西方音乐的世俗化进程》
发言人：
刘鸿飞，副教授，湖北工程学院音乐学院教师
刘鸿飞老师提到世俗化是西方音乐发展中的一条重要的线索性特征，西方音乐的题材和体裁都经历了世俗化进程。音乐题材与体裁的演变规律是西方音乐发展的重要特征，体现着西方音乐宗教影响因素由强至弱并且逐渐向世俗音乐发展的“世俗化”的特点。
紧接着，他提到西方音乐以中世纪宗教音乐为主线开始系统发展，以古典主义时期世俗音乐的繁荣而形成体系，从而开始了西方音乐的辉煌发展的历史。
最后，他总结世俗化的进程是单音向复音，复调向主调，以及声乐向器乐的三个转变。
评议环节
刘鸿飞的论文抓住了西方音乐史的一个最为宏观的基本脉络，认为西方音乐各个历史时期的题材和体裁都经历了一条世俗化的发展道路。这个发展过程还伴随这三个转变，即：单音向复音，复调向主调，以及声乐向器乐的转变。
论文作者从音乐史的四个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和古典主义）选取了不少体裁和题材方面的例子作为论据，用来支持自己的基本论点。大部分论据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也存在不少细节上不够准确的地方，例如：第一页，基督教在“325年被定为官方宗教”，应该是380年。第三页，“12世纪后有复音音乐思维和多声部复调音乐的产生”，应该是9世纪后。迪斯康特、巴歌体、法伯顿等都不是体裁，而是曲式或手法，等等。
我对这篇论文还有两点意见：1.观察大趋势，如同高屋建瓴，有其优越之处，但也要防止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弊端；2.全文注释共有八个，其中五个都是引自于润洋主编的《西方音乐通史》,论文应避免注释引用过于集中。
时间：
主题发言：11月7日9：30-9：45
评议环节：11月7日9：45-10：05
题目：
《关于勋伯格“无调性转型”前沿研究成果的追问》
发言人：
袁利军，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西方音乐史研究方向）。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师，中国音乐家协会·西方音乐学会会员
袁利军博士首先谈到勋伯格的“无调性转型”这一重要音乐历史事件。他指出国内外学者更多地强调无调性音乐是对调性音乐的继承和延续，但实际上他认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音乐创作思维。
接着，他提到勋伯格在20年的时间里，通过对前辈作曲家音乐的个性化解读，找到了自己音乐创作的转型之路，并最终完成了转型。他指出，发掘勋伯格无调性转向的传统继承性，寻找无调性音乐与调性音乐之间的内在关联，将无调性音乐和十二音体系看成是对德奥音乐传统一脉相承的连贯性发展历程，打破从晚期浪漫主义到无调性音乐之间的藩篱，似乎是当前的研究前沿和动向。
最后，他认为要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发掘勋伯格创作思维转型的心路历程，并以此解读他的创作实践演进。从对19世纪维也纳的城市文化发展进行考察出发，了解“世纪末”时期维也纳艺术家的心理变化和思维变迁，对勋伯格自青年时代便已在内心构建的音乐思维模式进行分析，进而重新观照他的创作实践从调性向无调性转型的过程，对其中隐藏的两种音乐创作思维及其演变更替的进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反思，并从历史发展的维度对这一转型的内在意涵和必然性进行挖掘，他指出这是解答何为勋伯格转向无调性创作的重要突破口。
评议环节
袁利军的论文与他的博士论文和近期的多篇论文有密切的关系。他坚持了近年来对勋伯格创作思维转型的研究，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值得鼓励。希望他在这个重要的课题上能够取得进一步的突破。
他的论文首先对这一课题提出了一系列的追问，核心问题是：勋伯格的这一行为究竟是历史性的转向，还是他本人和诸多学者所说的“自然演进”？文章的立论似乎是强调前者，即：强调无调性与调性的本质差异，认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音乐创作思维（中心性和并置性），但论据不够充分。在第四部分“勋伯格如何完成转型”中也只是罗列了一系列作品，缺少具体的分析。对著作的引用似乎仍停留在文献综述的阶段，没有利用其中的材料作为论据来展开讨论。
【综述】西方音乐史圆桌讨论
时间：11月7日14：00-16：00
主持人：余志刚
2021年11月7日下午两点到四点，由永利集团召开的第四届“长安·音乐与舞蹈学博士论坛”西方音乐史圆桌会议在线上如期举行，会议由中央音乐学院余志刚教授主持，与会学者田淑颖、刘鸿飞、袁利军为主要发言人，特邀刘小龙教授与祁宜婷副教授参与讨论。
首先，主持人余志刚教授向与会学者表示诚挚的欢迎，对会议内容做简要概括——围绕田淑颖、刘鸿飞、袁利军三位博士的论文进行扩展和补充，并向前来参会的刘小龙教授等表示感谢。
会议先对田淑颖博士的论文《微观历史视域中的贝多芬：从“英雄”到“凡人”——评<贝多芬1806>》进行讨论，刘小龙教授对此发表看法并提出问题——微观历史学对于我们做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有怎样的触动或影响，对我们有什么价值？此外，刘小龙教授结合论文阐述了他对微观历史学研究的独特见地，并表示在微观历史学研究过程中要带着对宏观大问题的追问——怎样看待贝多芬这样一个被人们视为典型的英雄风格的作曲家和他自己内在的纷繁的细节之间的关联？此外，袁利军博士针对微观历史学的产生及发展现状提出疑问，祁宜婷副教授对微观史学进行较为详细的说明，并结合该书对微观史学方法论的运用稍作解释。之后，祁宜婷副教授对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问题——行动者网络理论在《贝多芬1806》中是如何运用的？田淑颖博士对此做出回应。最后，刘小龙教授表明，该书新颖的地方在于他从一个比较微观的视角，把前人已经做过的研究进行串联，用较为通俗的学术语言，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其后，刘鸿飞博士围绕其论文《略论西方音乐的世俗化过程》进行发言，重点在于探讨世俗化的观点在东方思维模式下是否具有一定的价值。东方思维模式即全局性思维，不同于西方的分析性思维，东方思维模式更关注宏观问题。正如余志刚教授所言，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东西方思维需要兼容并包。
会议继而针对袁利军博士的论文《关于勋伯格“无调性转型”前沿研究成果的追问》展开讨论，袁利军博士介绍了自己的论文框架及目录，对每一章的内容进行概述，并重点解析了第三章的行文思路。余志刚教授与刘小龙教授做出简评并提及一些修改建议，例如需要加强各个章节与文章主旨之间的联系，作者应该形成独立的观感，从而使论据更加集中，更加具有说服力等。
此外，祁宜婷副教授对袁利军博士的论文中关于无调性音乐的“中心性和并置性”的表述提出疑问，因为仅从二者的概念而言无法形成确切的对应，所以是否可以表述为“去中心性”？以及无调性音乐建立的新的中心是什么？
袁利军博士对此做出相关回应，即无调性音乐的新的中心是一种音高组织上的中心化，是一种音程集合，发展到十二音序列时，新的中心是指十二个音构成的序列，依然是一种音程集合，由此可知，这也正是“并置”的意义所在，因为它是不断延伸的，具有一种组织力、结构力，是离心性的而非向心性的。
最后，余志刚教授对会议进行简明总结，宣布会议结束并衷心感谢各位学者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