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音乐学家刘桂腾教授应公司音乐学系的诚挚邀请，于2015年9月18日星期五下午14:30，在培院一楼报告厅成功举办了一场题为《音乐影像志：作为民族志书写方式的影像文本》的讲座。公司音乐学系程天健教授、李宝杰教授、曾金寿教授、李西林教授、高贺杰博士、牛玉冰老师，以及音乐学系、民乐系、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的部分教师、研究生与本科生参加了本次讲座。讲座由叶明春教授主持。  

刘桂腾教授，男，辽宁丹东人，研究员，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沈阳音乐学院硕士生导师。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萨满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项目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满族音乐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自1980年以来，长期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以满族音乐和萨满仪式音乐研究为专。学术论文在国内及美国、加拿大、比利时、荷兰、丹麦、匈牙利、日本、韩国等学术论坛（会议、期刊）发表，主要有：《满族萨满乐器的形制、配置及其文化特征》《清代宫廷满洲乐舞及其礼乐观念》《呼伦贝尔萨满鼓之类型》《中国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萨满乐器研究》《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诸民族萨满铃》等。承担国家“八五”、“九五”、“十五”艺术科学规划课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子课题等。学术专著：《单鼓音乐研究》《满族萨满乐器研究》《满族音乐研究》（合作）《中国萨满音乐文化》等。民族志影片：《鼓语：诺敏河的降神人》（中国萨满乐器研究系列考察）等。  

刘桂腾教授的讲述主要从前言、中心、尾声三个部分，进行展开。  

其中，前言部分，即是：概念与问题。关于“概念”，刘教授据自己多年的躬身研究经验，对民族志、影像志以及音乐影像志的定义予以独到的阐释；而关于“问题”，刘教授则主要提出了“‘住居式’崇拜的终结？（民族志的转型）”、“个案研究不能构成比较？（民族志的方法）”、“田野行脚何方？（民族志作业范围）”，三个在音乐人类学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并叙述了自己的观点。此中，“住居式”不应只停留在崇拜；个案研究在长时间追踪中亦能呈现差异，进而构成一种“无意识”的比较；切勿忽视“二度田野——对已有数据信息的采集”等观点的提出，为我们日后更加科学地进行田野工作注入了新鲜血液。  

中心部分，主要从数据类型、采集方法和影像文本，三方面进行阐述。  

其中，关于数据类型，刘教授提出：田野作业采集的数据，以其记忆形式和存储介质，可分为口述数据、文字数据、实物数据、影像数据四种类型。其口述数据，主要包括自然状况（姓名、艺名、性别、出生、祖籍、族属、职业、家庭成员等）、传承谱系、活动区域、信仰、禁忌等；文字数据，包括乐谱、家谱、地方史志（人口、语言、沿革、民族、方位、气候、物产、山川、河流）等；实物数据，包括乐器、器物、服饰等；影像数据，则包括仪式过程、自然环境等。在此方面，刘教授还据自身的研究经验，着重介绍了传承谱系、禁忌和地方史志等在音乐人类学研究中不容小觑的作用。  

关于采集方法，刘教授认为：田野数据的采集，以其采集手段和方法而言，主要有测量、录音、摄影、摄像等；数据采集的前提是获得可靠的数据源，是否能掌握可靠的数据源，是数据采集质量高低的前提；数据采集需要相应的工具和规范的采集标准，采集工具以及使用技能，同样关乎数据采集质量的高低；数据采集者应有采集工具使用技能的专业训练。同时，刘教授据自身多年的田野实战经验，分别对测量、绘图、录音、摄影、摄像等相关的标准、规格、工具、工具运用、内容、设备、采集格式、录音方法、技术、技术标准等予以具体说明。此外，刘教授在讲解的过程中，还配有与之相对应的实战案例以及技术提示，如此使得大家得以更加直观、醒目的对此进行理解，从而为我们进一步的学习与田野工作鲜明了旗帜、指引了方向、树立了楷模。  

而关于影像文本，刘教授则认为：“影像文本”，即是与传统书写的经典方式“文字文本”相对而言的，以“影像”为手段的考察记录和表达方式；文字书写与影视记录是两种符号，影像拍摄是对作业现场的记录和描述，这与文字解释、描述相较而言，则为更加的直观；据不同的使用目的，可将影视文本分为原始素材、资料纪录片和民族志影片。并且，刘教授还据自身丰富的拍摄经验，对影像文本三种类型的具体拍摄予以技术指导与进一步的例示，如：在拍摄资料纪录片时，需保持连续拍摄的“长镜头”特性，对现场记录资料仅作技术性的整理（切割、剔除、分类），此种主要为分析研究之用；在民族志影片拍摄时，应尽量克制使用蒙太奇，尽量保持其与现实对应的时空关系，此类主要为文化传播之用。此外，刘教授还向大家展示了其制作的影像文本《鼓语：达斡尔族萨满的斡米南仪式音乐》。如此，使得大家在获得强烈视觉冲击之余，不禁慨叹：原来田野工作也可以这个样子来做，甚而做的这样高大上！试想，这样一来，倘若后来研究者都如此专业的进行田野工作，还会有人说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者是一批最接地气、与农民心心相惜的“土包子”吗？！  

随后，刘教授又进一步追踪，提出了自己对影像文本的看法，意欲引出叙述此部分的目的。即为：影像文本的这些特性，则恰恰因应了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需求；对于音乐人类学来说，影像技术已经不是一种辅助性手段，而是基本研究方法之一；影像文本不仅仅是田野作业的一种记录手段，也是研究者学术成果的书写方式，所以，掌握音-视频和摄影语言，应当成为现代音乐人类学研究者的基本功之一。于此，刘教授以身作则，我们应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尾声部分，则是案例与分析。在本部分，刘教授向大家展示了他的一部压缩版、带有分析视角倾向的音乐民族志影片《西拉沐瀹河的呼唤——科尔沁蒙古莱青仪式音乐》。影片通过同一对象的三个个案构成比较：采录时间分别是2003、2005、2013。其后，在对此三个案的追踪后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十年间，冒衣很执仪的莱青的基本特征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的内部、外部原因是什么？国家在场的“非遗保护”具有什么意义？进而，得出结论，即为从学理层面来看，研究者不必在个案中进行比较，应将“比较”意识贯穿于特定对象的研究框架内：始于“经验研究”，逐层提升，当单一个案积累一定数量时，进行“中层理论”归纳，最终进入“分析理论”层面。意即：做长线，始于求异而终于求同，求同存异。随之，最终得出：事实证明，由单一个案串联起来的多案研究，同样可以构成一个具有反事实条件的宏观比较研究。如此，在与前言中的问题“个案研究不能构成比较？（民族志的方法）”相呼应的同时，亦为大家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蹊径，即：以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印证理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丰富理论构架，以更加完善的理论指导实践......如此良性循环、螺旋发展。  

最后，公司师生还就“主观视角”、“局内人与局外人角色的均衡转换”以及“庞大的案头资料整理工作的时间权衡”等问题，与刘教授进行积极交流互动。如此，亦是让大家获益颇丰。  

纵观整场讲座，共持续近3个小时，却丝毫没有令人有烦躁的情绪产生。相反，却有种“没吃饱”的感觉。我想，这就是“厚积薄发”的魅力吧！刘教授，在近3个小时的时间里，用其生动的语言、鲜活的案例、耐稔的讲解，带领大家游转进入了“理论——实践——具体实践操作——展示成果——完善理论——实践”的空间维度里，鉴于其新颖的视角、清新的气息、爽嫩的血液、饱满的核仁以及超额的信息量，使得到场师生无不徜徉其中津津品咂、不能自拔。最终，本场讲座，在主持人对刘教授的阐述进行高度总结、并带领全体到场师生对刘教授的倾心讲解予以最肺腑感谢的热烈掌声中缓缓落下帷幕。这次第，想说：期待刘教授的再次莅临，祈盼更多凌粼甘泉的滋养，遥望我系广袤时光的到来！

                                                                                     （2014级研究生民族音乐学张新颖撰）  

公司到场教师与刘桂腾教授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