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系报道】著名音乐学家杨和平博士/教授应邀来公司讲学，杨和平教授于5月27日下午2：30-4：30分在5号教学楼815阶梯教室举办了精彩的讲座。这是音乐学系2011年5月学术周系列活动的第7场。杨和平教授着重结合了自己在“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的研究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研究理路与研究心得，为公司师生做了深入浅出的精彩演讲。本次讲座也为在场师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经验，有助于拓宽公司师生对地方音乐史研究的学术视野。院宣传部长史晓眉教授和音乐学系师生80余人参加了讲座。
杨和平教授讲座题目是：《浙江近现代音乐家群体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以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为例》。讲座分为四个大的部分：一、研究缘起；二、文献维度；三、框架构思；四、研究结论。
在第一部分“研究缘起”中杨教授又分为“生态追问”“现状刺激”展开讲述。杨和平教授认为，在音乐学研究中，问题的提出往往能激发起解决问题的动力。在“生态追问”中，他一口气提出了13个问题： （1）近百年来的中国音乐文化是否已经从根本上“全盘西化”？如果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西化”，那么，这种“西化”给中国音乐文化带来了什么？（2）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否也具有“多源”与“多元”的特征？音乐文化的民族性是永远不变的吗？您是否同意“传统是发展而来的，也是要发展下去的”这一看法？（3）如何评价“学堂乐歌”的历史意义？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为什么选择了“西方音乐文化”作为自己学习和借鉴的主要对象？这种选择的主、客观原因何在？近百年来“西乐东渐”的历史事实，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4）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出现在中国的“新音乐”是不是“真正的中国音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应如何评价《牧童短笛》、《黄河大合唱》、《梁祝协奏曲》等采用了“中西合璧”形式的音乐作品？ （5）关于重写音乐史的话题与音乐史中的政治化倾向：如何评价汪毓和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家的评价问题，如，许多音乐家在近现代音乐史中失位，迄今未能得到公允的评价；许多音乐家在近现代音乐史中评价失准……等。（6）引进和吸收西方音乐文化，是否造成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危机？交响乐、歌剧、大合唱等西方音乐艺术形式在中国的传播，是否有损于中国音乐文化自身的发展？（7）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中、西音乐文化除了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民族性差异之外，是否也存在着时代性的差异？有没有一种共同的“历史规律”普遍存在于中西方音乐文化发展历史过程之中？根据这种规律，是否可以对不同形态的音乐文化作出“先进”与“落后”的划分和判断？（8）如何评价“交响乐的民族化和中国民族器乐的交响化”这种艺术探索的得失与利弊？（9）“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影响下的中国“新音乐”是否属于“文化激进主义”？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历程是不是一个从“前现代”向“现代化”过度的历程？（10）如何评价由箫友梅、黄自等音乐教育家创立的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体系？采用西方现有的音乐文化成果和教育方法来提高民众的音乐素质，是否必然给中国音乐文化带来不利的影响？（11）以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为蓝本的专业音乐教育在中国的确立，究竟是中国人民的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在西方音乐教育体制移植到中国之前，中国音乐教育处于一种怎样状态？如果不借鉴西方音乐教育经验，中国音乐教育能否进入现代化？（12）近代中国音乐文化的衰微，是否缘于西方音乐文化的“侵入”？刘天华的艺术革新，给二胡这一古老的中国乐器带来的是生机还是毁灭？（13）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的历次民族文化大融合现象，对于音乐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些现象与近百年来中西文化融合的现状有何异同？
针对这些问题势必涉及“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研究成果”、“学科定位”等问题。杨和平教授认为，在“研究方法”中，传统的方法有“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方法……其研究方法相对于其它历史学科来说，略显陈旧和学术活力。”那么研究方法的“张力”何在？！而从“研究状况”来看，“不仅缺乏必要的批判精神，而且在诸多历史问题上表现出的缺位和缺信。”“研究成果的影响力较差，不用说对世界音乐史研究产生影响，就是对其他姊妹学科、相近论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杨和平教授还说，“学科定位，我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迄今为止都不算是一门成熟的学科，表现在核心概念不清（上限是1840年？还是1900年？还是1912年？）论域界线不明……”
在“文献维度”部分，杨教授进一步介绍了“文献追踪”和“问题意识”的重要性。他说：“取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的研究视角，对浙江音乐教育家群体的文化生态环境、群体构成与特征、群体思想的生成背景和群体之间的交游情况，进行理论和实际的描述，进而对蔡元培、李叔同、以及嫡传弟子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再传弟子缪天瑞、钱君匋、邱望湘、陈啸空、俞绂棠、裘梦痕等，这样一个在20世纪上半叶我国音乐教育发展中形成的、具有较大影响的，带有区域性特征的、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从全面的搜集、挖掘、整理和分析相关文献史料入手，对他们的生平足迹、音乐教育实践活动、音乐教育思想生成的文化、历史背景，主要音乐思想与贡献、对后世的影响等，进行全面的、总体的、宏观有机的动态把握，并进一步阐明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思想与实践的现代意义和理论价值。
在“问题意识”部分的讲述中，杨教授说：“所谓问题，是指现实生活中急需研究解决的各种矛盾。”“所谓问题意识，就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又驱使个体积极思维，不断提出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思维的这种问题性心理品质，称为问题意识。”还说，问题意识在思维过程和科学创新中占有重要地位。现代思维科学表明，人的思维过程起始于问题的形成和确定，无论何种思维过程都是指向某一具体问题。没有问题，思维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能够提出新问题，或从新角度去思考老问题，往往会有新的发现或突破，从而标志科学认识和研究的真正发展。”杨教授还列举了波普尔和爱因斯坦关于科学问题的认识，他说：“波普尔认为，科学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始于问题，实践及理论的问题’、‘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爱因斯坦也说‘发现问题和系统阐述问题，可能要比得到解答更为重要。解答可能仅仅是数学或实验技能问题，而提出新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考虑老问题，则要求创造性的想象，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一部科学发展史，就是对奥秘的探索与对问题的解答的历史。我想，由音乐文献所引起的问题意识亦应如此！”
杨教授在讲座中认为，问题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好奇”；二是“怀疑”。他说：“强烈的好奇心会增强人们对外界信息的敏感性，对新出现的情况和新发生的变化及时作出反应，发现问题，并且会对追根溯源，激发思考，引起探索愿望。”又说：“李四光就充分肯定了怀疑对科学创新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不怀疑不能见真理’。对于古时旧说、已有定论，可以大胆地批判和怀疑，由怀疑进而求异等。”
杨教授还认为，强化问题意识有助于摆脱人的思维涩滞的心理定势。他说：“能促使人的思维从‘前反省状态’进入‘后反省状态’。思维是从一种怀疑或混淆的‘前反省状态’，进入一种满意或以对先前让自己感到怀疑和困惑的情境的控制为特征的“后反省状态。”在这两种状态的转换过程中，智力活动总是尝试性的，始于问题的提出，终于问题的解决；能给人带来“顶峰”的体验，从而激励再发现或再创造。”又说：“问题意识有时深藏在潜意识或下意识中，‘顿悟’由此而生。没有对问题魂牵梦绕、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就不能体验‘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执者，更感受不到‘蓦然回首’时的惊喜。”提出“启发员工问题的想象联想：创造性思维、创新能力的提高，始终伴随着创造性想象和联想。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杨和平教授还从“文献维度”和“框架构思”等方面，通过杨教授项目研究中有关于浙江音乐家群研究的实际例子，说明地方音乐史研究与写作中的种种经验。在第四个讲述部分，杨教授还就“研究结论”的“路径与认识”和“重写音乐史”等方面的认知与写作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心得。他说：“在音乐史的写作过程中，需要回答像‘什么是音乐史’和‘如何写音乐史’这样的带有复杂的哲学性质的问题。”又说：“音乐史是人类从事音乐活动的历史，包括人类创造音乐的一切物化形态的历史。如：音乐作品的产生及其历史积累；音乐体裁形式的起源及其演变；乐器、声乐艺术的产生及其发展；作曲技法分析、概括及其发展；作曲家、演奏家的艺术生平、作品风格及其社会影响；音乐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等。”“音乐史在音乐史家头脑中的反映，就是音乐史学。音乐史学是一门包括音乐艺术和音乐文化同时又涉及音乐历史方面的学术研究，它是一门人文科学性质很强的艺术史学学科。音乐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所产生的音乐及其有关的人类所有活动事实的总体。 ”“音乐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就是理论与方法的结合。理论主要包括对规律进行系统的、有次序的叙述，而方法则包括音乐史研究与叙述的规则。主要包括音乐本体史料与音乐外围史料的搜集与分析。”“音乐史研究要注意实证性与合理性。实证性包括对研究材料理解的正确性；对研究材料的解释有无道理；对研究证据的判断有无错误；对事实的认定是否有无视实际情况的方面；对状况证据的假设有无错误这五个方面。合理性也包括五个方面，分别为对概念的使用是否一致；对原因的推理是否合理；有无重叠推理的痕迹；伦理的展开有无道理；结论和已知关连事象是否合适。”“音乐史学的主要方法有叙述、考证、历史考察、阶级分析、逻辑、比较、系统、计量、心理、假设与证明、宏观与微观等等。除了以上这些一般的方法外，还有像音乐文物与文献典籍的互相证明法等特殊的方法。”
对于“重写音乐史”问题，杨教授认为：“新的音乐史料的不断发掘要求重写音乐史。历史的不断被重写是必然的，但它是史学研究的自觉使然。” “没有自觉的‘重写音乐史’的学者，就不是一位称职的学者；没有以‘重写音乐史’为职责的音乐史学家，就不是一位富有独创精神的音乐史学家。”
杨和平教授提出“如何重写”音乐史？他说：“首先，要‘树立合理的“重写”思想’。重写并不是否定前人的研究成果， ‘“重写”的意义在于，从史观、史实、史料及方法论体系作一番整体性检视，以求把当代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推向新境界。’ 其次，‘重视“重写”中的史料挖掘’。‘历史研究的首要前提就是对史料尽可能的全面地收集与占有。没有这些史学研究的原材料，就不会有史学研究的过程与结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因此，重视史料的发掘与整理，依然是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杨教授还认为：“重视地方音乐史的建设，是重写音乐史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言重写音乐史恐怕又是一次空谈。另外，逐步消解“传统史学以事件为中心来阐述历史”的蔽障，事实上，中国近代音乐文化发展的成就，不能只归功于几个专业和革命音乐家，因为还有更多音乐家为之努力过，李叔同及音乐家群体，就是例证。”
在近两个小时的讲座中，在场聆听讲座的师生们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大家都被杨和平教授讲座中的精彩口才、层层递进的演讲逻辑和丰富的史料展示所吸引。在讲座结束之前，杨教授还耐心的回答了了师生们的提问。
杨教授从事音乐学的研究多年，是我国中青年学者中卓有成就的音乐学家，杨教授从事音乐学教学多年，其桃李满天下，公司在场的听众中就有杨教授教过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讲座结束后，在场的老师们和同学们都争相与杨教授留影纪念。音乐学系同学还给杨和平教授献花，表示了同学们对杨教授精彩讲座的敬意！
【据讲座录音和讲座课件整理】
【讲座现场图片选登】
